港澳臺祭奠花籃一對A26
平生經歷過的葬禮不下十個，它們留給我相同的印象：作為孩子們不知所措；作為親友們滿臉悲哀，自覺或不自覺地懷念起與某人的交往、其生平與音容笑貌，仿佛只在此刻這些記憶才回光返照。我這樣說是有點沒心沒肺，但我有我的依據----那些千篇一律的悼詞如政府行文般枯澀無味，無非是該人一生功績、在人世間修下的可以被大家見證的良好關系與品行（哪怕底下眾人并非完全同意），所謂其人已死，其言當善。在此種宣告重壓之下，你會覺察到已死之人的人生，不過是場供給結束語的苦行，且有將這苦行進行到墳墓中去的意思。
死為終結，人人都明白。何況人家已死，你還活著，怎么能不為人家再無法與你共享這精彩世界而感到悲涼？這樣一來，有意將這最后的篇章唱得自然、樸素而又充滿了真實的悲歡感的人，我覺得很少很少。兔死狐悲，念及自己，悲痛之下怕確實也無心去認真對待一個注定消失在時間中的人，所以悼詞之規矩和缺乏個人內心感悟，也屬于可理解的事情。若我無聊到有機會繼續關注悼詞，我想肯定會一無所獲，因為我可以再復習一下那個教授般的大道理：人生本就無趣。
但生活總在不經意間給你意外的悲喜，好象電視上我們無法預定其結果的體育演出。近日在家反復聆聽PATTI SMITH的新片《TRAMPIN’》。她是個經常面對死亡的人：她的丈夫、導師、戰友近年一個個接踵而去，在她復出搖滾圈的這些年中，她不斷以詩人與歌者的身份為他們寫下紀念。有記者問她為何在唱片中總有那么多的挽歌？她答：我迷戀那些花朵。當整個喧鬧的時代以瀕臨終極享樂的態度來遺棄過去時，我在這張唱片的封底，看見這個堅毅的中年女人沉靜、坦然的臉，像災難過后的湖水般清澈而泛起漣漪：那些刀刻似的風霜痕跡美如斷裂的巖石。我聽到她為死去的人寫下的歌。但真正讓我驚異的是意外發現她為垮掉詩人柯索寫的悼文，我反復將它讀出聲音來，如同我當時就站在柯索的身邊。柯索的詩中流露出的頑童氣質、無邪的天真和真正屬于流浪漢的街道情懷，一直讓我明白：你可以隨便地去死，像個氣泡那樣，不驚動別人，我們生來為快樂地死去而已。這想法被PATTI極具魅力的歌唱般的文字引領，到心碑最雜草叢生的地方，生出溫暖與超然的領悟。我想如果我死，又該怎樣讓朋友們了解，生之極樂，在于擁抱過這些音樂與文字的恩寵？《TRAMPIN‘》是將愛與悲、行與停、淚與笑都帶入歲月塵土中的車輪，碾過靈魂缺口，渡我們入谷。強烈建議大家去仔細聆聽其中的嘆息、哀挽與輕慢的腳步。PATTI給柯索的悼詞，抄錄于此：
懷念一個詩人（PATTI SMITH，羅池譯）
格雷戈里．柯索，垮掉派之花，走了。他已經被采去給那位大老爹的花園增色，并在天上得到恩寵和愉悅。
我第一次遇到格雷戈里是在很久以前的切爾西旅館大門外。他掀起大衣扒掉長褲，冒出拉丁式嘆詞。看到我驚訝的臉色，他大笑著說：“我不是要亮給你的，寶貝，我是亮給這個世界。”我記得我當時在想，這世界多幸運啊，能與一個真正詩人的光腚發生關系。
他就是這樣的人。很多人都有格雷戈里的故事，真實的或修飾過的，關于他傳奇式惡作劇和沒譜的魯莽，肯定也有關于他的美，他的懊惱，和他的寬宏。他在七十年代初給我做過仁慈的評價，也許是因為我的生活環境跟他非常相似----大堆的紙張、書本、舊鞋子，臟碗----亂得一塌糊涂。在圣馬可的乏味之極的詩歌朗誦會上我們總是臭名昭著的破壞分子。當然我們也受到了相應的指責，但格雷戈里建議我要堅持我的不敬的怒火，并且對那些坐在我們面前的自稱為詩人的人提出更高的要求。
毫無疑問，格雷戈里是一個詩人。詩歌是他的意識形態，詩人是他的圣徒。他被稱為詩人而他知道這是什么意思。也許他僅有的困擾是有時會問，為什么，為什么是他？他1930年3月26日生于紐約市。他年輕的媽媽拋棄了他。這個男孩從孤兒院漂流到管教所到監獄。他沒受過什么正規教育，但他的自學是無限的。他擁抱了古希臘和浪漫主義文學，然后垮掉派擁抱他，把桂葉的冠冕置上他的不受約束的黑色卷發。凱魯亞克將他冊封為拉斐爾．厄索，他是他們的驕傲和歡樂同時也是他們最具有煽動性的良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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